关于湘鄂民歌的资料,关于荆州的民风民俗的小学生作文
1、关于湘鄂民歌的资料
关帝庙会 每年正月和农历 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1日1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 荆州花鼓戏作为1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1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1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1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2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1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1，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1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1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1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马山民歌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著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5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1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 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5大调和5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4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5句子歌”又有“喊5句”、“赶5句”、“ 穿5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1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1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1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1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1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1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1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1遍下句的旋律，打1阵鼓，然后再起下1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3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1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2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3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1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1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1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1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1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1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5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1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1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啰啰咚 “啰啰咚”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监利自古属江汉楚地，尚楚风，作楚声。“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间戏曲唱本为内容。属接力式的传声唱法，曲式结构具有复调音乐的特色和“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俗称“打和声”。“啰啰咚”的发音是监南地区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开口呼的音节占所有音节的1半。在民歌音调中监南和洪湖东，这是鄂中、鄂东南、湖南冻庭几种语言音调的汇合之处，形成了1个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歌词的结构类型可分为：简单的1句子结构、较复杂的多段体结构。监利以第2种居多，这种结构形式，新颖别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语，妙趣横生。构成了“啰啰咚”歌词的艺术特色。“啰啰咚”在音乐上自由的节奏，悠长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区山歌风的特点：行1般以
4、5度跳进为其特征；句法上构成先扬后抑的旋律线；上在高音区运用富于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监利文化历史环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劳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1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啰啰咚”曲调高亢悠扬，旋律抒展自由，有“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啰啰咚”是平原地区唯1的具有山歌特点的原生态民歌，运用大量的衬词衬腔，在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上具有复调音乐特色，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荆河戏 荆河戏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2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4十3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著名戏班有“3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3大腔调，板式有导板、3眼、原板、摇板、3流、平板、1流、慢2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4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8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3杀”、“5图”、“十2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滚灯舞 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1种，源于江浙1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8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4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1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5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1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5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1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1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 挑担围鼓 “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1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8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8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1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1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3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6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6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6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6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 跳丧鼓 跳丧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3至7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1般是在灵堂中央放1张方桌，俗称“歌台”，3名歌师中有1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2尺许；另2人则1手持铜钹、1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1般是长者）击鼓3通，并高声“叫白”，念1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1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1段再跳1段，跳完1段又唱1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1拍1鼓，舞则1拍4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1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5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1步3颤”），其它的舞步还有“4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等。
2、关于荆州的民风民俗的小学生作文
。
3、中国艺术歌曲的主要特点!急急急!
你是合师几班的啊，这是我找的答案哦。还没找完呢，你要有的话也给我1份吧。
古乐的十2调。古代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3分损益法将1个8度分为十2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1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2律分类
十2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6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6种律称阴律。另外，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2律又简称“律吕”。
阿炳
阿炳，原名华彦钧，民间音乐家。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他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并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曲调，1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70多首民间乐曲。留存有2胡曲《2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6首
赵元任 (1892~1982) 语言学家、音乐家。字宜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创作有歌曲约40多首、大型合唱曲 1首及钢琴小品若干首，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有《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作品。 赵元任
赵元任，江苏进武人。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突出的专业修养和创作才能。他1生创作了1百多首歌曲，1首大型合唱曲《海韵》和1些器乐小品等。
他的歌曲创作重要的有《老天爷》、《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织布》、《劳动歌》、《鸣呼3月1十8》、《我是北方人》、《两洋镜歌》、《扬子江上撑船歌》、《背着枪》等。
在操作上，赵元任努力创作具有民族风味的音乐，他以5声音阶为基础的“中国派”曲调，按中国语言的声韵特点来处理词与曲调的关系，来探索曲调写作的民族风味，其中有的是用接近吟诗的音调来写，有的吸取吸取或民族小调的音调来加以发展。
在和声方面，他大胆摸索“中国化”的和声，其中有运用平行4度、5度的进行等。
在音乐形象方面，他十分注意形象刻画的独立意义，特别是对钢琴版伴奏的运用上，注意对表达之人公或是对外界诗意形象的刻画。
“赵元任1直站在民主，爱国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创作。他的创作无伦是题材的选择，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以及对西洋创作技法的借鉴上，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胆创新精神，对我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5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8十3首，编配合唱歌曲2十4首，编配民歌十9首，器乐小品6首，总计1百3十2首作品。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21年赵元任夫妇1同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域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光明行:2胡独奏曲，刘天华作。全曲由4个主体段落加引子、尾声组成，在音乐创作中吸收了西洋音乐中大3和弦的琶音进行和转调等手法，演奏技巧也采用了大段的顿弓，音乐风格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
昆山腔:戏曲声腔，又称昆腔、昆曲，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它原为流行在昆山1带民间的南戏清唱腔调，因创始人顾坚居于昆山附近而得名。明嘉靖、隆庆年间，魏良辅历经十年，对昆山腔在曲调、唱法、乐队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成为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1种。
李叔同:(1880-1942)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1。原名文涛，又名岸，字息霜。其成就涉猎书法、篆刻、绘画、戏剧、诗词、音乐等领域，培养出了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等美术家、音乐家。1生共创作了50余首乐歌，《春游》、《送别》等代表作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又名岸，字叔同，其人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1。
他增留学日本主修绘画，兼习在日本曾与普孝谷创办我国第1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6年，他1人创办了我国第1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仅出版1期)。他为当时美术、音乐、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歌曲创作多见于《李叔同歌曲集》，其中以《祖国歌》、《送别》(2部合唱)、《早秋》3首较有名，其中又以《春游》1曲最为突出。
他的大部分歌曲反映了青少年生活，有些作品是他个人的触景生情之作。其歌曲大多选自欧美各国的通俗民曲填写歌词，曲调优美，流畅，文辞生动秀丽，又富有意境和韵味，无论在艺术形象或声韵上，词曲都结合的很好。他编写的歌曲，在艺术水准上明显的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
1、试述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曲调来源与历史意义
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我国新学堂开设的唱歌课中教唱的歌曲。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深受西方列强欺凌之苦。1些有识之士认为，如果要摆脱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富国强兵，推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改革，所以他们开始呼吁改良，并发起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与革新也由此被推向社会前台，1898年，康有为上书皇帝，请求效法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以定中国之学制，“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但因维新变法失败，其建议当时并未被采纳。1901年，摇摇欲坠的清朝廷才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实行“新政”。至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公布，新的教育体制开始在全国推行。之后，各地纷纷建立了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里大多开设有唱歌课，学堂乐歌开始逐渐兴起。辛亥革命后，伴随者新式学堂的更加普及，学堂乐歌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最终遍及全国。
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1，宣传富国强兵、歌颂祖国等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作品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主要作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体操-兵操》、《黄河》、《祖国歌》、《扬子江》等。其中《中国男儿》、《何日醒》最为突出。
其2，表现妇女解放内容。如《女子体操》、《天足歌》、《勉女权》、《缠足苦》等。
其3，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宣扬共和、推翻帝制。如《欧美2杰》、《演说》、《革命军》、《庆祝共和》、《光复纪念》。
其4，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如《地球》、《辟占验》、《跳舞》《文明婚》、《格致》、《运动会》等
其5，儿童歌曲。此类作品也在学堂乐歌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春游》、《竹马》、《送别》、《铁匠》、《赛船》、《龟兔》、《勉学》、《春游》、《送别》、《忆儿时》等。
此外，学堂乐歌中也有少部分忠君尊孔及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内容的作品。如《尊孔》、《演孔歌》、《忠君》、《5伦》等。
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基本上是根据现成的曲调填词，较少独立创作。曲调大部分选自欧美和日本的学校歌曲或流行曲调，很少采用我国的民间曲调。整体看来，学堂乐歌的曲调来源有以下几种:
其1，选用欧美歌曲曲调。如流传广泛的《送别》就是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跳舞会》是据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勉学》是据美国歌曲《罗莎•李》的曲调填词。
其2，选用日本歌曲与流行曲调。如《中国男儿》即根据日本歌曲《寄宿舍里的旧吊桶》填词;《何日醒》也是根据日本曲调《木南公》填词;《革命军》据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填词。
其3，选用我国民间曲调。有《勉女权》、《采茶歌》、《缠足苦》等作品。
其4，创作曲调。有《美哉中华》、《黄河》、《春游》、《军人的枪弹》、《采莲曲》等数首。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方音乐文化全面传入中国，包括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方法、演奏形式;各种歌曲及演唱形式;5线谱、简谱等记谱法;西方音乐基本理论知识等。并出现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1批音乐家，出版了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等1批最初乐歌集。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培养了1批音乐教育人才，对我国新音乐的启蒙与新型音乐教育体系的确立有重要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是置2十世纪初我国学堂里“乐歌课”所教唱的歌曲，其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大有关系。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要求废科举，办学堂，变法维新成为中国大众的1致呼声，1些从日本或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士，在国内新学堂开设乐歌课，教唱1些新歌，当时称之为“乐歌”，后来音乐界将这1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应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分子要求血虚欧洲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等爱国主义思想其创作思想主要是采自日本，欧美歌曲曲调填上新词也有改曲记词的，还有1部分是创作歌曲，另外也有1部分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民歌的曲调。
学堂乐歌是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篇，它是集体歌唱这1新形势得到确立和传播;普及了简谱，接受5线谱和西方音乐知识;其国务卿体裁对其后音乐创作影响很大;“乐歌运动”影响培养了1批音乐人才，所以这1切都具有启蒙时期的开创意义。它直接影响了我国“54”运动以后的音乐文化发展，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
见下册140新法密律:“新法密律”科学地解决了3分损益法造成的“黄钟不能还原”的千古难题，朱载堉用开方的方法来计算律的长度，使十2律间的音程达到严格的均匀性，这就是他有别于3分损益法的“新法”。新法密律是音乐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2平均律”律学原理。
明代中国音乐史上出现了1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新法密率”的发明。新法密率即十2平均律，由计算方法求得了12律之间完全平均的音高关系，求得的各律之间最精密的比率。他的发明比西方约早1个世纪。不过由于当时乐器制作的条件限制，他的发明并不能用于音乐实践之中，到后来，连他的学说也或者渐渐给人遗忘了，或者并不能看出它里面深刻的革命意义。但从律学上说，十2平均律的发明是音乐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基础。 这位发明者就是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人物”的朱载堉。他是1个科学家、律历学家、文学家，也是1个音乐家，是明代的1颗科学艺术巨星，是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1位伟人。
聂耳的音乐创作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前者如《开路行锋》、《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等，在这些歌曲里，他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当时中国各阶层人民高涨的斗争热情以及他们对反帝斗争充满了信心;尤其是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大众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才国代国歌。
聂耳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他是左翼音乐运动的主要代表。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其后在联华影片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并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在他年仅两年多的创作生涯中，先后为多部话剧，电影创作了近4十首歌曲。代表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新女性》、《卖报歌》等。
他善于从生活及歌词的语调中提炼富于特征的音调、节奏，并善于从民间音乐和外国音乐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他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融汇中外作品的音调节奏和体裁;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振奋人心的效果;而他的劳动歌曲则吸收了相应的劳动号子的音调、节奏，塑造出了多种不同的劳动者形象;在他的抒情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等，也都渗入了民歌，说唱等音调的因素。
聂耳的歌曲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群众化特点，又形成了他独具的富于革命乐观主义色彩的清新，明快而又激昂的音乐风格。(死于1935年，2十3岁)
刘天华见下册142
赵元任见下册147
《黄河大合唱》反映了黄河两岸勤劳勇敢的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传达了广大劳动者的心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乐曲以群众歌曲的精华部分〈即音调〉作为基础并吸取了陕北、山西1带的民间音乐的因素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作曲家并非简单地把这些音乐材料照搬过来，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民族音乐风格、民间音乐素材和民间表演形式来反映当前中华儿女为抗日救国的斗争生活。作曲家成功地创造了富有战斗性的新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大型声乐套曲形式，为我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创作中，音乐语言既简炼又明快，通俗易懂。例如《河边对口曲》用陕北和山西音调写成，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问答式是民歌的1大特色，《黄河大合唱》采用这1形式，轻松有趣。《黄河船夫曲》直接吸取了船工号子的韵律和节奏，音乐形象鲜明生动，富有战斗性。
《黄河大合唱》在民族风格问题上的成就与作者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息息相关。作曲家1贯坚持的信念是: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作为自己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来认识。所以在《黄河大合唱》中，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散发出永久的艺术芳香。
黄河大合唱: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作品以黄河为背景，展现了1幅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历史图卷，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控诉了侵略者的罪恶行经，塑造了坚定不屈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是1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在音乐创作中，冼星海采用了独唱、齐唱、轮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卡农等西方作曲技法。各个乐章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全曲规模宏伟、雄伟浑厚，音调吸收了劳动号子等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54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成果之1。
4、中班小蝈蝈音乐教案
。
5、关于湘鄂民歌的资料
关帝庙会每年正月和农历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1日1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荆州花鼓荆州花鼓戏作为1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1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1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1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2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1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鼓盆歌《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1，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1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1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1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马山民歌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著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5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1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5大调和5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4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5句子歌”又有“喊5句”、“赶5句”、“穿5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1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公安说鼓子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1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1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1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1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1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1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1遍下句的旋律，打1阵鼓，然后再起下1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3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1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2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3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1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松滋说鼓子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1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1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1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1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1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5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1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1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啰啰咚“啰啰咚”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监利自古属江汉楚地，尚楚风，作楚声。“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间戏曲唱本为内容。属接力式的传声唱法，曲式结构具有复调音乐的特色和“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俗称“打和声”。“啰啰咚”的发音是监南地区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开口呼的音节占所有音节的1半。在民歌音调中监南和洪湖东，这是鄂中、鄂东南、湖南冻庭几种语言音调的汇合之处，形成了1个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歌词的结构类型可分为：简单的1句子结构、较复杂的多段体结构。监利以第2种居多，这种结构形式，新颖别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语，妙趣横生。构成了“啰啰咚”歌词的艺术特色。“啰啰咚”在音乐上自由的节奏，悠长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区山歌风的特点：行1般以
4、5度跳进为其特征；句法上构成先扬后抑的旋律线；上在高音区运用富于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监利文化历史环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劳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1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啰啰咚”曲调高亢悠扬，旋律抒展自由，有“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啰啰咚”是平原地区唯1的具有山歌特点的原生态民歌，运用大量的衬词衬腔，在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上具有复调音乐特色，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荆河戏荆河戏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2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4十3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著名戏班有“3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3大腔调，板式有导板、3眼、原板、摇板、3流、平板、1流、慢2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4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8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3杀”、“5图”、“十2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松滋滚灯舞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1种，源于江浙1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8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4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1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5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1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5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1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1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挑担围鼓“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1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8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8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1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1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3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6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6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6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6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跳丧鼓跳丧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3至7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1般是在灵堂中央放1张方桌，俗称“歌台”，3名歌师中有1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2尺许；另2人则1手持铜钹、1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1般是长者）击鼓3通，并高声“叫白”，念1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1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1段再跳1段，跳完1段又唱1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1拍1鼓，舞则1拍4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1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5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1步3颤”），其它的舞步还有“4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等。
6、关于湘鄂民歌的资料
关帝庙会 每年正月和农历 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1日1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 荆州花鼓戏作为1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1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1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1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2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1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1，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1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1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1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马山民歌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著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5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1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 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5大调和5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4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5句子歌”又有“喊5句”、“赶5句”、“ 穿5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1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1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1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1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1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1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1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1遍下句的旋律，打1阵鼓，然后再起下1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3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1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2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3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1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1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1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1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1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1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1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5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1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1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啰啰咚 “啰啰
